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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别动。”
高拱的声音压得极低，在漆黑的船舱里几乎听不见。
陈文远蹲在舱角，大气不敢出。
船在浪上晃，他的膝盖磕在一捆渔网上，疼得直抽气，硬是没吭声。
外面的桨声越来越近。
张元勋趴在船舷边，半个身子探出去，借着月色辨认来船的形制。
双桅官船，船头挂着两盏灯笼，灯笼上的字看不太清，但形制他认得——海道副使衙门的制式灯笼，方形，铁框，里头搁蜡而不是油。
来船没有往这边靠。
它走的是外侧航道，从万山群岛的西水道切入，方向直指濠镜。
张元勋数了数船上的人影。
甲板上站着七八个兵丁，船尾搭了一个临时的布棚，棚子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。
有人在棚子里喝酒。
笑声顺着海风断断续续飘过来。
张元勋爬回船舱，在高拱耳边说了两个字：“过去了。”
高拱没应声。过了片刻，他说：“跟上去。”
张元勋愣了一下。“跟？”
“远远吊着。我要看他去哪里，见谁，拿什么。”
张元勋没再多问，出去吩咐舵手起帆。
渔船不点灯，不升旗，像一条瘦鱼一样悄无声息地缀在官船后面，隔了大约半里地。
汪良靠在船尾布棚里的软垫上，手里捏着一杯黄酒，晃了晃。
酒是绍兴送来的，十年陈酿。
他在广东待了三年，什么都习惯了，唯独喝不惯本地的米酒，每个月让家仆从老家捎两坛过来。
“大人，夜里风凉，加件衣裳？”
随从魏六弯着腰递上一件披风。
汪良摆了摆手。
“不碍事。这个月几号了？”
“二十。”
“上个月是十五去的。”
“是，上月十五，这月迟了五天，那边的卡瓦略先生派人来催过一次。”
汪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“催？他催什么？银子又不会长腿跑了。”
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目光越过船舷看向南面的海。
月色下能看见濠镜半岛的轮廓，几点灯火在山丘上闪烁。
三年了。
每个月一趟，风雨无阻。
名义上是海道副使巡视海防，实际上——巡视个屁。
他巡的是银子。
汪良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尽，站起身整了整衣襟。
布棚外面，海风咸腥，吹得他头上的网巾歪了一点。
他没管。到了濠镜，这身官服是要换的。
佛郎机人不认官服，认银子。
他也不认佛郎机人，认银子。
大家都认银子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“东西带了？”
魏六拍了拍脚边的箱子。
“带了。这个月的关牒三十二份，验讫章都盖好了。”
关牒是海道副使衙门签发的通商文书，佛郎机人的货船进出广州湾，每条船都得有。
一份关牒，官价三两银子。
但官价是给朝廷看的。
汪良给佛郎机人开价五十两一份。
多出来的四十七两，分三路走——一路给广州府，一路给布政使衙门，一路揣进自己的袖子。
三十二份关牒，一千五百零四两银子。
这是明面上的。
暗面的数目，魏六不知道，汪良也不会告诉他。
那些数字只存在汪良自己的脑子里——佛郎机人每个月单独给他的“议事银”，以及过关闸的货物抽成，加起来是关牒银的三倍还多。
船靠近了濠镜。
码头上亮着火把，显然是有人在等。
汪良不意外。他每个月来的日子虽然不固定，但走之前会派人送信。
佛郎机人在这件事上周到得很——比他手底下那帮兵丁周到得多。
船还没靠岸，码头上已经有人用蹩脚的官话喊了起来：“汪大人！汪大人到了！”
一个穿黑色紧身上衣的佛郎机人站在栈桥边上，身后跟着两个黑奴，各举一盏铜灯。
灯光把那人的脸照得清清楚楚——红胡子，深眼窝，鼻子又高又直，嘴角挂着一种汪良见惯了的笑。
热情，殷勤，但眼睛里算盘珠子拨得比嘴上的笑快。
费雷拉。
卡瓦略手下的通事，会说官话，专门对接大明官员。
“汪大人辛苦！海上风浪大，我们卡瓦略先生说了，今晚给大人备了好酒，果阿来的葡萄酒，去年才到的。”
汪良跳上栈桥，魏六紧跟在后面抱着箱子。
“卡瓦略呢？”
“在总商会馆等您。今晚设了席，请了几位相熟的船主陪大人说话。”
汪良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
他扫了一眼码头——七八条大船泊在那里，桅杆在月色下竖得笔直。
最近的一条船侧舷那排炮窗黑洞洞的，看了三年了，他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不，一开始他觉得不对。
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看见那些炮窗，心跳了好一阵。
但卡瓦略请他吃了一顿饭，席间推过来一只匣子。
匣子打开，里面是二十锭金花银。
那顿饭以后，炮窗就不是炮窗了，是风景。
费雷拉引着他往城里走。
石板路在脚下延伸，两旁是白墙红顶的洋楼，窗子里透出灯光。
有几个佛郎机水手靠在墙根喝酒，看见费雷拉领着个穿大明官服的人经过，扫了一眼，没当回事。
这条路汪良走了几十回。
每一块石板他都熟悉，拐角处那棵棕榈树他都认识。
总商会馆在半岛南面的山坡上，三层石楼，外墙刷成淡黄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