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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启八年，二月末。
天策处的值房里，算盘噼啪响了一上午。
毕自严捧着账册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
“陛下，这两个月陕西赈灾，耗银一百一十二万两，粮五十万石。”
他声音发沉，把账册往前推了推，
“加上辽东军饷、安民厂扩产，内库存银已不足四十万两。”
“户部太仓更紧，连今年的边军春饷都还差二十万缺口。”
韩爌捻着胡须，叹了口气。
“灾情比预想的重，花钱自然就多。”
“可总不能停了赈灾。”
“再加征田赋？万万不行。陕西刚稳住，加征等于逼反百姓。”
霍维华也摇头：“加征绝不可行。”
“西北已经够乱了，再加税，流民又要起。”
几人都犯了难。
钱从哪来？
总不能凭空变出来。
朱由校坐在上首，手指轻轻叩着桌面。
他等的就是这个时机。
“钱的事，有办法。”
他抬眼，语气平稳，
“重开市舶司。”
“广州、宁波、福州，三港同时开。”
“靠海关关税，补赈灾和军饷的缺口。”
一句话，值房里静了静。
张维贤眼睛一亮：“开海？好啊！”
“海贸利润大，收的税够补不少窟窿！”
徐光启也颔首：“臣附议。”
“开海不仅能增财源，还能进口硫磺、铜料，正好补军工缺口。”
韩爌有些迟疑：“陛下，海禁是祖制……”
“隆庆年间也开过月港。”
朱由校打断他，
“祖制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”
“总不能守着祖制，看着百姓挨饿、边军缺饷。”
“毕自严，你拿个细化方案。”
“两日之后，朝会上议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
毕自严躬身领命，眼底闪过兴奋。
他管了半辈子钱粮，最清楚海贸的利有多厚。
真把三港开起来，朝廷的日子就松快多了。
两日后，早朝。
重开三市舶司的旨意刚抛出来，皇极门瞬间炸了锅。
东林御史率先出列，打头的是言官杨开垣，脖子梗得笔直：
“陛下不可！”
“海禁乃太祖定下的祖制！开海必引倭寇、通海盗！”
“嘉靖年间倭乱之祸，殷鉴不远！”
“如今陕西大旱，正是上天示警，陛下再开海禁，恐触怒天威！”
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，又是祖制，又是天灾，又是倭乱。
十几个东林言官纷纷出列跪倒：
“臣等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！”
“祖宗之法不可废！”
话音刚落，阉党残余的几个官员也站了出来。
话说得冠冕堂皇，算盘打得精：
“陛下，开海通商是好事。”
“可市舶司向来归户部、内廷共管。”
“依臣之见，仍由司礼监派太监坐镇，才好稽查偷税漏税。”
说白了，就是想把市舶司的权抢回去。
有了港口，有了关税，就有了捞钱的路子。
两边一唱一和。
一个要废，一个要抢。
吵得不可开交。
还有几个保守勋贵，也站出来附和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。
整个大殿，像炸开了的锅。
韩爌站在班首，几次想开口压下去，都没压住。
朱由校坐在御座上，静静地听。
没打断，也没动怒。
等他们吵得差不多了，才淡淡开口：
“吵完了？”
声音不高，却像冰水浇进热油里。
殿内瞬间安静下来。
“毕自严。”
“臣在。”
毕自严出列，手里捧着厚厚的一沓册子。
“把方案，跟诸位大人说说。”
“是。”
毕自严展开册子，条理清晰，
“臣拟定三港通商细则，共六条。”
“其一，仅开广州、宁波、福州三港。其余海岸，仍行海禁。”
“私船不得随意出入，商船必须在市舶司登记备案，领取船引。”
“其二，设市舶司专管通商。”
“征收船舶税、货物抽分。关税所得，一半充陕西赈灾与辽东边饷，一半入内库供给安民厂、技造局。”
“账目由天策处会同锦衣卫稽核，每月公示。”
“每一两银子花在哪，都查得到。”
“其三，严控战略物资。”
“铁器、硫磺、硝石、军械，一律严禁出海。”
“凡运此类货物者，必须有天策处勘合文书。无文书者，以资敌论罪。”
“同时鼓励南洋大米进口，关税减半，优先运往陕西灾区。”
“其四，民间海商备案后可出海。”
“皇商主营军工原料与高值货物，民间商主营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民用货。”
“不与民争利，只收关税。”
“其五，设水师护航。”
“巡查三港近海，清剿海盗，稽查走私。”
“既护商船安全，也防倭寇上岸。”
“其六，三港先行试办一年。”
“一年后看成效，再议扩不扩。”
六条说完，毕自严合上册子，躬身退了一步。
数据详实，边界清晰，权责分明。
堵死了“通倭资敌”的口实，也消解了“与民争利”的指责。
更把关税用途拍得明明白白——全用在赈灾和边防上。
不是皇帝拿来享乐的。
方才吵得最凶的几个言官，面面相觑。
准备好的“祖制”“倭乱”“劳民伤财”，一下子都卡了壳。